《中国医药科学》2021年4月第11卷第8期

　　综合干预在下肢静脉曲张腔内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中的应用

　　梁小敏  陆巧霞  张培珍  翟敏妍

　　摘要:

　　目的:探讨综合干预在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2016年7月至2019年7月收治的下肢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治疗的患者12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60例)与观察组(60例)。对照组患者接受普外科常规干预,观察组患者接受基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的综合干预。收集干预后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DVT)的发生率和皮下淤血的发生情况、并发症情况,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接受不同措施干预后,观察组患者DVT的发生率为1.67%,低于对照组患者DVT发生率11.67%(P<0.05)。观察组患者皮下淤血发生率同样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96.67%,高于对照组的83.33%(P<0.05)。截止术后30 d,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1.67%,低于对照组的6.67%(P<0.05)。

　　结论:对下肢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治疗的患者而言,在术后立即使用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进行分级,并根据病情严重程度给与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措施,能够显著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和皮下出血的发生风险,并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

　　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术;深静脉血栓;皮下淤血

　　作为下肢静脉曲张腔内射频消融术后最常见和最严重的的并发症之一,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会对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严重者甚至发生肺动脉栓塞而致死[1]。由于DVT在临床上缺乏特异性变现,且起病隐匿,漏诊、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也是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2]。在我国,根据患者病情进行个体化预估、筛选DVT高风险病例的相关领域更是近乎空白[3]。本研究旨在探讨综合干预在预防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治疗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及出血中的应用效果,为这类患者的早期防治工作提供理论和临床依据。

　　一、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7月至2019年7月收治的下肢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治疗的患者120例,其中男52例,女68例,年龄35～72岁,平均(55.8±3.8)岁。根据国际静脉联盟修订的CEAP分级标准,2级22例,3级35例,4级39例,5级19例,6级5例。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根据入院顺序对患者进行编号,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60例。其中对照组患者男26例,女34例,年龄36～70岁,平均(55.1±4.7)岁,2级11例,3级17例,4级19例,5级11例,6级2例。观察组患者男26例,女34例,年龄35～72岁,平均(56.5±3.4)岁,2级11例,3级18例,4级20例,5级8例,6级3例。两组患者基线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18～75岁。(2)符合下列静脉曲张的诊断标准[3]:①有长期站立和使腹压升高病史,或小腿静脉曲张的家族史;②患者下肢静脉明显迂曲扩张,站立时更为明显;③深静脉通畅,大隐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可能有交通支静脉瓣膜功能不全;④超声多普勒或静脉造影示大隐静脉迂曲扩张,瓣膜功能不全;⑤可伴有色素沉着,溃疡,血栓性浅静脉炎,出血,溃疡等并发症。符合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治疗的适应证。(3)术前经B超室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认患肢无深静脉血栓形成,深静脉通畅。(4)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有下肢血管手术史或硬化剂注射史者;②合并凝血功能障碍;③有射频消融术或抗凝治疗禁忌证;④有静脉血栓栓塞病史者;⑤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后普外科常规干预,患者患肢抬高,约高于心脏平面20 cm,给予踝泵运动干预,设置为每日5次,每次10 min。术后24 h,在护理人员指导下进行下床和床旁活动。对患者的皮色、皮温、动脉波动及并发症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对于疑似发生DVT的患者,第一时间向医生报告。

　　观察组患者接受基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的综合干预,具体如下:①使用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对患者并发DVT的风险进行评估,该模型从患者年龄、现病史、体重、手术史、实验室检查等指标方面出发,通过加权对风险因素进行赋值。②依据上述模型,将观察组60例患者分为高风险组(Caprini评分≥6分),中风险组(6分>Caprini评分≥3分),低风险组(Caprini评分<3分),其中高风险组22例,中风险组19例,低风险组19例。③高风险组患者接受强化物理预防模式,持续30 d,中风险组患者接受强化物理预防模式,持续10 d,低风险组患者接受物理预防模式,辅以术后早期功能锻炼,持续7 d。其中,物理预防模式参考《外科学》中相关内容进行,包括患肢抬高、踝泵运动、加压包扎、穿弹力袜等。

　　1.4 观察指标

　　治疗结束后1个月,记录两组患者的DVT发生情况和皮下淤血发生情况,同时使用自制护理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对满意度进行调查,该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种结果,Cronbach'sα信度83.5%,效度81.9%。满意度=(满意例数+基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问卷发出120份,收回120份,回收率100%。记录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8.0软件包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使用探索菜单验证数据正态分布性,计量资料使用的形式表示,使用t检验方法进行比较;计数资料使用[n(%)]的形式表示,进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2.1  两组患者DVT与皮下淤血发生情况比较

　　接受不同干预后,观察组患者DVT的发生率为1.67%,皮下淤血发生率为1.67%,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96.67%,高于对照组的83.33%(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比较

　　截止术后30 d,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1.67%,低于对照组的6.67%(P<0.05)。见表3。

　　三、讨论

　　深静脉血栓的三大高危因素分别是血流缓慢、静脉损伤和血液高凝状态[4]。对于接受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治疗的下肢静脉曲张患者而言,由于大隐静脉剥脱,侧支循环浅静脉被破坏,加上手术创伤导致的凝血因子代偿性释放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致使DVT的风险极大增加[5]。同时,患者术后患肢活动量显著下降,小腿的生理性肌肉泵作用弱化,患肢水肿导致静脉受压和血液回流缓慢也会诱发和加重DVT[6]。一旦发生DVT,不仅会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还会对患者本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并加重家庭乃至社会的医疗负担[7]。

　　我国对DVT的研究和防治工作起步较晚,根据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针对接受射频消融术联合注射泡沫硬化剂治疗的下肢静脉曲张患者采取的有效预防DVT措施的病例仅为20%[8],而根据患者病情进行个体化预估、筛选DVT高风险病例的相关领域更是近乎空白。有国外报道称,将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应用于DVT危险因素评价,临床可信度较高[9],而在近期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所修订的相关指南中同样推荐了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10]。

　　笔者将该模型应用于DVT高危病例的分项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依据权威教材的分级综合干预,结果显示,Caprini模型对接受射频消融术治疗的下肢静脉曲张患者更够进行较为准确、客观的分级,本组病例中,高危患者比例为36.67%,中危患者和低危患者比例均为31.67%,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基本相符,提示将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应用于这类患者的并发DVT风险的评估,具备一定的准确性和预测性,为DVT的早期防治工作提供了一种新方向[11]。

　　本研究中,综合干预的理念是根据患者个体的病情不同,依照相关标准进行分级后采取不同的针对性干预措施,包括不同时长的物理干预、药物干预和功能锻炼等措施[12]。本研究中,笔者针对不同DVT风险的患者,分别采取了长期强化物理预防,短期强化物理预防,短期物理预防+功能锻炼的干预模式,结果显示,较仅接受常规干预的对照组患者而言,观察组患者的DVT发生率和皮下淤血发生率均更低,提示综合干预能够通过定制化的干预措施有效降低DVT和皮下淤血的发生率[13-14],而更低的并发症发生率又是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更高的重要原因[15]。

　　综上所述,对下肢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术治疗患者而言,在术后立即使用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进行分级,并根据病情严重程度给与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措施,能够显著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和皮下出血的发生风险,并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值得推广使用。